王渝生：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核心

王渝生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类进入第四个文明阶段的高度来理解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眼界会更加深远。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至今已10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科学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科学文化的建设对于保障科学发展观有着怎样的意义？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王渝生。

    《中国科学报》：有学者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

    王渝生：我不大认同这一说法。科学和价值观是两码事。科学是客观的，而价值观是主观的。

    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是一种知识和知识体系，它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科学本身是实事求是的。至于价值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它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所谓“观”，本身就有个人的主观性。

    价值观用于判断一个事物的好坏、善恶、美丑，因人而异。而科学本身无所谓好坏、善恶、美丑，只在乎是非、真伪。科学以客观规律为标准，如果某种知识和知识体系是错误的，就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

    科学本身是客观真理，但是我们对科学的看法有其价值取向。长期以来，我们有三种不正确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只要是科学就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代表一切真理；一种是认为科学是一柄双刃剑，有好有坏；还有一种是认为科学带来了很坏的东西。

    我认为，第一，科学只是对自然界的规律性认识，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由科学来判断，比如说善恶、美丑的问题。所以，不要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科学能解决世界上许多问题，但是不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还要靠人文、艺术、宗教、信仰等来解决。

    第二，关于科学是一柄双刃剑的说法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双刃剑”不应指科学本身，而是指掌握科学的人，怎样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

    第三，有人认为科学很坏，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滥用资源、能源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我认为这也并不是科学本身的过错，而是发展观的问题。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科学工作者有立场、观点，有社会责任。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科学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王渝生：科学在转型期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作为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精神层面。我们应该用科学精神克服社会转型期的急功近利行为。如果我们真正把握住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就有助于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浮躁现象以及弄虚作假行为。

    《中国科学报》：科学文化建设与科学发展观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王渝生：科学有“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在“四科”当中，只有科学知识属于生产力，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属于意识形态、精神层面的东西，称之为科学文化。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科学文化的基础是器物，保障是制度，核心是观念。

    爱因斯坦在1937年曾经说过，科学的社会功能有两个，第一，科学直接但更多是间接地通过生产工具转化为生产力；第二是它的教育功能，科学作用于人类心灵，这个功能看起来不像第一个功能那么明显，但是它和第一个功能同等重要。

    我们现在讲科学，不仅仅是指科学知识，不单单指搞技术、搞生产、搞原子弹、搞宇宙飞船，更主要的是指科学文化建设，即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质，把人培养塑造成一个现代的人。科学发展观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这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因此给科学发展观冠以更恰当的名称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发展观。

    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态文明还可以看做人类文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阶段是原始文明，即人类诞生几百万年来的石器时代；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即近一万年的青铜和铁器时代；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仅仅几百年的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第四个人类文明阶段，即生态文明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人类进入第四个文明阶段的高度来理解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眼界会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