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城镇化红利潜能究竟有多大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挖掘潜力，释放能量，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最大潜力所在。但城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释放红利。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潜力

    李克强同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城镇化是我国释放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为什么把城镇化的作用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理解有三点：一是一般意义看，城镇化会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城镇化是一个整合综合资源的战略性平台。二是我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而内需没有扩大到应有程度，根本原因是城镇化发展滞后。我国只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方面的潜力，就有可能保持未来20年经济健康发展。最近，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城镇化从现在到2030年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届时城镇化率有可能提高到70%，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三是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发展的中期阶段，城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各种力量和要素集聚速度加快，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 揭示了城市化发展的三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为后期阶段。这是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在城镇化早期和后期阶段，城市化率提升得十分缓慢，而在城市化中期阶段，由于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显然这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化必然带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住房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

    统筹协调改革和城镇化两大红利的释放

    发掘城镇化的巨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需要进一步改革，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城镇化作为最大内需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也将必然成为未来改革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显性阶段的叠加期。

    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准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或城镇化“大跃进”)、“贵族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和显性化。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对我国的城镇化战略进行继承、调整和优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改革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有四个方面内涵：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并通过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城融合，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三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城镇化;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改革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最大动力。尤其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在“城市病”的显性阶段的叠加期，更要通过改革统筹协调改革和城镇化两大红利的释放，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