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型农业：“1+4”模式阐述崇州样本

    8月27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现代化座谈会在崇州召开。崇州市近年来探索的“1+4”模式被作为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现代化的典型案例推出，聚焦了来自全国各地社科专家的目光和讨论。“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如此评价。

　　2010年5月，崇州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土地股份合作社”）——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与此同时，探索建立并完善了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综合社会化服务、农业公共品牌和新型农村金融等服务平台，逐步形成“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到去年底，崇州共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312个，入社土地面积12.02万亩，入社农户4.12万户，初步实现了农业生产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集约经营转变，农业综合效益得到明显提高。

　　到2015年，崇州将实现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在粮食种植区全覆盖。

　　1 土地股份合作社“担”核心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1+4”模式的核心“1”。合作社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折资、折股入社，并在工商注册登记成立。合作社按照《章程》选举理事会、监事会，产生理事长、监事长，并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合作社正常运转。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社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参与大小事情的决策过程。”山东省社科院省情中心研究员刘光平一边听一边问一边记，“希望能把这种好模式带回山东。”

　　据了解，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始终坚持以入社社员为主体——入社社员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主体，直接参与生产决策、农业职业经理人聘用、分配方案等。

　　与传统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全相同，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入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构建了以农民职业经理人为生产管理核心的“理事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的运行机制。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负责决策“种什么”，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统一组织生产管理，负责“怎样种”、“如何种”。生产成本由社员出资，理事会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生产支出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申请，理事长和监事长共同审签列支入账；收支和分配及时公示，接受社员和监事会监督。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分配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由农业职业经理人与社员共同协商决定，通常采取除去生产成本后的经营纯收入1：2：7分配（即10%作为合作社公积金、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佣金、70%作为社员土地入股分红）。“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更能激励社员的积极性。”刘光平认为。

　　与312个土地股份合作社相匹配的是一支数量稳定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有效地解决了“谁来种田”的问题。在农业职业经理人选拔上，崇州采取自愿报名与乡镇推荐相结合，遴选市、乡、村三级技术人员，组建市级培训教师团队进行培养。目前，全市已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中心1个、实训基地2个，培养了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名。

　　4 四大服务体系“保驾护航”

　　在成都蜀农昊农业有限公司服务超市里，各种农资、农业服务都“明码标价”：水稻田大马力拖拉机机耕65元/亩、人工晒谷60元/天……在“1+4”模式下，崇州人改变的不仅仅是“谁来种田”这个问题，还包括围绕种田方式等系列改变，“农业职业经理人并不是一个人在种田，他的背后有许多支撑平台。”崇州市农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大服务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依托“一校两院”（川农大、省农科院、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组建了农业专家大院，建立起农业专家团队、农业职业经理人、职业农民上下互通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疏通农业科技推广运用的“最后一公里”。今年，全市农业专家大院聘用农业专家101名，引进推广成果59项；土地股份合作社应用农业节本增效技术12项，面积10万亩以上；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按照“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市场运作、一站服务”的发展思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了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以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了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田间运输、粮食代贮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满足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管、收、卖等环节的多样化服务需求。目前全市已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植保机械700余台套，专业从业人员1600余人，服务面积达14.63万亩；

　　农业品牌服务体系——政府成立了农业品牌管理委员会，从事农业品牌的策划规划、包装推介、政策扶持、指导监管。目前已培育阡陌上善、文井源、枇杷茶等特色鲜明、信誉良好的农业品牌，在农业品牌的引领带动下，全市“三品一标”认证产品78个，建成5万亩优质大米生产基地、4000亩有机蔬菜基地和4万头健康猪养殖基地，“崇州造”农产品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府积极完善了农业投融资平台建设，与成都农商银行、上银村镇银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抵押贷款。积极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员资金互助，吸收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拓展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资金渠道。

　　1+4 为崇州带来多赢局面

　　“1+4”模式给崇带来了什么？崇州市青桥村党支部书记罗巡虎说：“在合作社的运作下，全村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4720元上升到2011年的 6185元、2012年的8600元，今年预计将突破9000元大关。”

　　收入提高首先是因为粮食增收。2012年，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水稻平均亩产556公斤，高于全省和成都市的平均水平，比未入社农户种植水稻平均每亩高出48公斤。此外，“1+4”模式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据了解，通过农业服务超市“一站式”服务，合作社每年每亩可节约生产成本投入100元以上。

　　崇州杨柳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周维松是崇州第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他现在的“年薪”在崇州当地种田人中有些让人羡慕，“我在这个合作社每年的收入大概在6万元左右；种田带有季节性，平时空闲时间我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收入。”

　　对于崇州而言，该模式带来的最大益处之一是推动了该市土地经营规模化。“当前流转方式下土地规模经营普遍面临转入成本较高、经营风险较大、农民难以分享增值收益等问题，导致土地规模化经营速度迟缓、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等后果。”省社会科学院对崇州“1+4”模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形成了专题报告，他们认为“1+4”模式提供了一条低成本快速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路径。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展示了一串数据：从2010年到2012年，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崇州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2万亩，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大力推广的种粮大户仅仅形成9000亩规模经营，其中生产规模200亩以上的仅有9户。

　　崇州市委书记赵浩宇认为，“1+4”模式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了农业集约化生产，通过培育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农业专业化生产，通过引导农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提高了组织化程度，通过建立现代农业“四大服务体系”提升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初步构建了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