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协春授托代管的名贵花木全挂上了特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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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瓯海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农户用自有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经济权益，经由专门机构评估和托管，便能获得银行授信和贷款。这种变财产抵押为托管授信的融资模式，极大拓展了农民的产权价值，激活了农村巨量的沉睡资产，目前该项改革已为瓯海农民贷款融资超过21亿元。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文/图
国家对普惠金融高度重视，银行也都在身体力行，然而上头热、下头盼，可到了农村，贷款难依然如故。在“非抵押登记不贷、非担保不放”的传统模式主导下，最后，普惠金融都成了“精英贷”。
是农民没有贷款需求，还是他们缺乏资产?显然都不是，农民手中有房有车，还有各种权证等，只不过，这些沉睡的资产，在许多银行的柜台前，并无多少价值。
早在2012年，浙江温州就获批创立全国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近日，记者在该市瓯海区采访发现，当地农商银行推出一项名为“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的业务，凡是农民认为有价值的，银行认为风险可控的资产，均可拿来贷款。试点一年多来，该行已放贷6468户，金额超过21亿元。
农村金融这只不被看好的“丑小鸭”，是如何在瓯海的模式创新中变身“白天鹅”的?记者进行了深度调查。
瞄准“饥饿”的第三种群体
在瓯海农商银行董事长潘志坚看来，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呈现出一饱一饿的“442阵营”：首先，20%要么是不需要贷款，要么是不适合放贷的;其次的40%，则往往手握能登记的财产，以及可以找到合适的担保对象，这部分人属优质客户，所有银行都在你争我夺，某种程度上，给外界造成了农村金融服务充分的错觉;而剩下的40%农民，则对资金需求处于“饥饿”状况，致富门路与思想非常封闭。
“对第三种群体，这些年，很少有银行从机制上进行突破，即使偶尔简单搞几笔信用贷款，也凤毛麟角，甚至出现了任务式的‘伪信用’。如何破局?光靠政府出台政策、建立风险金，又或让保险参与其中，都解决不了根上问题。”潘志坚直言，要治本，关键还得从银行内部的改革入手。
谁来扛起这面大旗?潘志坚认为，农商银行由农信社改制而来，对三农知根知底，理应冲在前头;另一方面，这也是“小不点”银行的差异化优势，是实现转型的不二选择。
解决了认知层面的问题，关键就看如何满足这40%群体的金融需求。深入调查后，瓯海农商银行发现，主要障碍在于农民手里掌握的财产缺乏与银行机制嫁接的渠道，导致难以有效盘活，也因此，这块业务从来都是拱手让给了民间典当、担保等高利贷市场。怎样唤醒这些“另类资产”?瓯海萌生了一种在金融词典里都未曾出现的新模式：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
简单来说，就是以准信用贷款为母体，并与农民不能登记、不用登记、不好登记、不可能登记的财产接轨，从而真正激发普惠市场的潜能。记者发现，在这些资产类别中，除了农房权证、村级股权、农村土地承包权，还有农村的车位，以及失土农民的拆迁安置权、社保养老收益权，甚至还有农业商标、农业装备等，总之，只要农民认为有经济价值，银行认为风险可控的资产，都可用于授托。经过盘点，瓯海整理出35种之多，大概能盘活300多亿的农民资产，惠及全区近一半农户。
一种信贷模式的突破
潘志坚强调，“代管融资”并非一款简单金融产品，而是一种信贷模式的突破。既然如此，就势必要求其建立一整套健全的组织架构，以及完善的运行机制和风控机制。对此，在正式推出前，瓯海农商银行可谓动足了脑筋。
在组织架构上，除了遍布全区47个网点的客户经理，瓯海农商银行在全区建立了151个联络站，覆盖了所有开办此项业务的行政村，再聘请153名兼职性质的村级协贷员。这样一来，办贷点一下移到了村门口，方便了群众，也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蔡桥密是潘桥支行的客户经理，过去放贷，只需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客户上门即可，现在她联系横屿头和陈庄两个村，一周至少有两天在村里。“一年时间里，我手上客户新增了100多户，有时候雪中送炭，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当然，单子多了，蔡桥密的业绩也好了，自然有了积极性。
过去农民贷款，手续繁琐，5万元贷款，跟5000万元贷款的手续相差无几，光手印就得按20多个。如何让农民最多跑一次?瓯海想到了“准贷证”的办法。简单说，就是采取“整村推进”制，不管有无需求，事先上门开展财产评估，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直接现场颁发“准贷证”，农户拿着这张证，三年有效期内，可随到随贷。
为了评估和托管资产，瓯海农商银行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资产登记完成后，所有权证类文本由农商银行代管，授托代管动产类由第三方评估公司代管，其它需要人工培育饲养的家禽、农作物等，以及授托代管的不动产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一般来说，贷款期限最多可达三年，利率较市场能优惠不少。
作为金融产品的重中之重，风险管控自然最受关注。瓯海农商行改变过去“吊在法院一根绳上”的做法，转而将风险防控分散到几大环节：首先，与村一级签订合作协议，利用村规民约，形成熟人社会圈的约束力;其次，联动房管、工商、林业等相关部门办理资产登记手续，以免权属过户或重复担保等;最后若再出现不良贷款，则启动法律绿色通道。
在潘志坚看来，对小额贷款不用“大炮对蚊子”，上纲上线对付的成本反而更大，把所有贷款人都当打官司对象，实际上也不符合普惠精神。他坦言：“97%守信户是不能用商业标准来评判的，特别是对小银行来说，不能光为了3%的风险，就将这部分服务对象简单拒之门外。”
一个村能贷出近2500万元
一个村，通过“代管融资”，可以贷出多少钱?截至记者采访当天，地处茶山街道的睦州 村给出的答案是2481.3万元。徐存泳是村主任，又兼职担任协贷员，对此他深有感触道：“不光方便了老百姓，还切实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睦州 毗邻温州大学城，村里光小微企业就有30多家，老百姓投资热情很高，再加上这几年的“大拆大整”，资金需求量一直很大。像老汉卢元标的房子拆迁后重新安置重建，建房加上装修，得要几十万，过去还好向亲戚借，可现在大家都在造房子。所幸，拿着拆迁安置权，卢元标获得了农商银行25万元的贷款，现在每个月，他只需缴纳600多块的利息即可。
记者发现，在睦州 村，授托资产类型最多的就是农民住房权、三产指标权，以及失地农民的社保养老收益权和农民拆迁安置权。
徐协春是温州最大的花木老板，手中最大的资产就是名贵花木，但需要融资时，并不能直接拿来转为抵押品。民间高昂的融资成本，再加上风险性，让他万万不敢触及。
山穷水尽疑无路，正是“代管融资”让他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徐协春凭借116棵名贵花木和一间农房，获得了1000万的贷款。如今在“协春园艺”，授托代管的花木全挂上了特有的标签。
该项目试行一年多来，截至8月8日，瓯海共有6468户农民办理过该贷款，累计金额超过21亿元，帮助当地农民减轻了2.2亿元的利率负担，其中，历史上从来没有贷过款的农户有一半以上。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根据测算，未来这一市场规模将达到80亿元。
当然，通过这一探索，也为瓯海农商银行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潘志坚说，尽管该项业务量仅占全行总量的10%，但发展势头不容小觑，关键是在如林的银行中，为农商银行创立了“拿手好戏”，真正激活了农村巨量的沉睡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