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出,农村存在“三化”现象,即农村空洞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从事农业的主要是“386199部队”(妇女、小孩和老人)。但事实是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粮食总产连续9年增长,这种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大批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仍能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党中央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尤其是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得到加强,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应提高。2011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2.3%。同时,中国当今农户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由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的纯农户和一兼户占农户总数的近80%转为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与少数专业农户并存。
尽管如此,农村空心化的现实值得高度关注。
一个关键问题,农民种地为什么不挣钱?这里有农产品价格问题,农业生产成本攀升的问题,农产品流通体制的问题,等等。然而,光靠增加补贴和农产品提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目前,四项直补在操作中往往不管农户是否真正务农,这就使这些补贴事实上成了收入补贴,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内需,但未能很好发挥促进农产品增产的作用。从长远看,靠补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务农劳动者经营者的增收问题。此外,通过价格信号引导是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但农产品价格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何为合理?一方面,农产品价格要有“地板”,确保种粮食不亏本,能有赢利;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要有“天花板”,价格涨幅不能过于背离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差别较大,粮食加工企业就会选择进口,最终会损害国内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如2012年中国净进口稻米209万吨,并不是国内稻米产量不足,主要原因是国内外进口价差。因此,提价要有一个限度,因为这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农民种地不挣钱、增收难的根本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以从事农业有效劳动时间相对应的农业产出所反映的生产率,而是以产出农产品剩余的多少来衡量的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只有更少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占有和使用更多的农业资源,他们生产的超出个人及家庭需要的剩余才能更多,收入才能增加,社会才能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使一部分年富力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占有和使用较多的农业资源,成为从事现代农业的主体和主力军。
由此,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加快发育以农户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但如何界定“种养大户”、“种粮大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概念?优惠政策尚需有清晰的瞄准对象。同时,相关部门应对全国各地现代农业主体力量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在新的形势下,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可以探索建立职业农民注册登记制度,使之成为政府认证主营农业的农村生产经营者资格的一整套信息管理制度。应以农户农产品销售额为经营规模的主要标准,各地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不同,可统一标准、统一口径,相应分出不同等级。这样也可更清楚地了解各地现代农业的不同的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扶持也就有了明确的对象。
成为合格的职业农民并不容易。除了作为生产者之外,他必须是经营决策者,也是投资者,还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除了劳动报酬外,职业农民还应该得到他们作为经营决策者、投资者、风险承担者的收入,职业农民的收入应该高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2-3倍以上。这个收入的取得主要不是靠提价或补贴,而是靠占有及使用更多的农业资源,在资金、技术与管理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更多农产品剩余而取得的。
只有创造优惠的政策环境,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是金融的有力支持,以农户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能在农业中安心创业、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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