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中国历代农业生产变迁

　　1717年，康熙皇帝在即将结束自己六十一年的统治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时地气，亦有转移。朕记康熙十年以前，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麦。前幸江南时，三月十八日亦有新麦而食。今四月中旬，麦尚未收……又闻福建地方向来无雪，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后有雪”。

　　康熙的这段话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两点重要信息：第一，清代的皇帝对当时气候变冷这一自然现象及其与农业收成之间的关系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第二，尽管如此，从他对福建向来无雪这一错误判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气候变冷始自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将会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影响农业生产可能并不完全知晓。本文将沿着当年康熙皇帝的这一观察视角，从理论和长时段的角度来检视中国气候变化与历代农业生产变迁之间的双人舞，以期洞察其中的旋律与舞美，并以史鉴今，为我所用。

　　我在《中国气候变化的千年趋势》(详见7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一文中已指出，公元前2000－公元1000年，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主要是变暖，而公元1000年直至1950年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却是显著变冷。这种气温以及平均降水的变化对我国历代农业生产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适宜的气候环境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诞生的必要条件。距今约100万年的更新世的气候冷暖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风促成了黄土的形成。之后，在干燥与湿润交替变化的气候周期作用下，相对松软且不同层次的黄土得以堆积，我国古代农业由此诞生。到了汉代，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精耕细作终于得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土地占有制度和政府重农抑商的传统。

　　虽然中国很早就进入到了精耕细作时代，但农业生产依然是一种靠天吃饭、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的产业。国内外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等都发现，在生产的过程中，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效力的发挥都会受到降水、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通过经验研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温暖的气候与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相联系，而寒冷的气候则与农业减产、粮价高涨甚至饥荒等相联系。

　　气候变冷与变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制是否会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就让我们结合北宋之前的温暖气候以及之后的气候变冷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史料的对比与分析吧。

　　(1)气候变冷可能会推迟或延长农作物的生长期，相反气候变暖则会使之提前或者缩短。比如唐朝的韩鄂在《四时纂要》中的“四月条”下谈到麦之贵贱与储藏的事情，这说明，唐代的小麦(2495,-14.00,-0.56%)收获季节是在四月。而《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和卷五《真宗纪一》的记载则说，宋太宗和宋真宗几次在汴京郊区视察小麦的时间是五月份而不是四月份，这说明，北宋与唐代相较而言，小麦收获的时间已大大推迟。另外，唐朝的《两税法》也规定，夏税不得超过每年六月，秋税不得超过每年十一月就要缴纳完毕，但到北宋时，夏税缴纳完毕的时间，南、中、北三个不同地区的时间分别成了七月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五日，秋税则被推迟到十二月十五日，后来甚至还加了一个月。

　　(2)气候变冷还会促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减产并使其种植区域向南移动，相反，气候变暖则促使作物产量增加，种植区域向北移动。张家城在1982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我国的气温每变化1℃，农作物的产量就变化10%左右，同样，年降雨量每下降100毫米，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倪根金1988年的一项研究成果也发现，宋金的寒冷期里小麦的产量减少了8.3%。同样，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也要南移动2－4个纬度。比如，在唐代的温暖期时，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甚至连关中、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都大面积种植。可到了两宋的寒冷期，北方的农业区就出现南移的现象，水稻的种植范围也明显缩小。

　　(3)通常情况下，气候变暖会有利于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农民收入的增加，相反气候变冷却对之形成不利影响。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与《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在唐代的温暖期，桑蚕业的中心在河南、河北一带，并且当地农民的收入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这些经济作物了。唐之后直到南宋，随着气候的变冷，桑蚕业的中心已转移到江南的太湖地区，河南、河北原先以这些经济作物为重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农民的收入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唐朝时期，只有今宁夏灵武地区向朝廷进贡甘草，可到了宋朝气候变冷以后，向朝廷进贡甘草的地区已大大南移到今平凉、镇原、环县、今府谷、准格尔旗一代。唐代的温暖期，史料中基本上没有任何柑橘冻害的记录，但到了12世纪初以后，史书中却有多次记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柑橘遭受毁灭性冻害的记录。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有关气候变化与古代农业生产变迁之间关系的说法，我们利用了苏州地区1645－1935年的大米价格、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气温、东部地区的降水以及全国人口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结果发现，有关气候变化的气温和降水变量因为南北区位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不同，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气温对南方米价的影响为正，可以理解为，当北方气温过高时，对北方小麦生产就产生负面影响，这样，作为对北方小麦替代品的南方大米的需求自然就会增加，因而南方的米价会上升。相反，当东部地区的降雨增加时，江南地区的米价却会显著下降，这说明，降雨的增加能在客观上促使大米收成的增加，因而需求不变条件下的米价自然会下降。尽管由于数据的可获性，我们还缺乏北方小麦的价格并直接进行检验，但间接的推理也能看出，给定朝代的农业生产不可能离开当时当地的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而存在，并且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变迁之间的双人舞可能绝不止一种旋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康熙皇帝起，清朝政府、皇帝如此关心气候、收成、米价与民情并早于1693年就建立《粮价奏报制度》的个中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