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果派，猕猴桃多一点

一条马路，将学校和稻田分割开。

从学校向外望去，近在咫尺的庄稼地包围着学校，令这座三层的低矮建筑像一叶陷于绿色汪洋中的小舟。这是一所普通的浙江农村小学——金近小学，学校的掌舵者何夏寿校长却成全国闻名的校长，他用18年的时间把这所农村偏僻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全中国类似金近小学这样规模的农村学校有数十万所，在经历了上一个十年“撤点并校”之后，存留下来的农村学校，尤其是那些地处偏僻地区的小规模学校，或将又面临未来数十年中国“城镇化”大潮的冲击。

“农村教育是否有出路，争论有两种：一个是留农论，一个是离农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项目组的负责人吕超表示。

中国的农村教育何去何从？金近小学给出了一种答案。

“童话”里的学校

金近小学，原名四埠小学，位于浙江上虞崧厦镇，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完小。1996年，何夏寿被任命为四埠小学的校长。

新校长上任，遭遇到一系列问题，学校走应试教育老路，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的痛苦，教育质量低下，学生家长纷纷用脚投票，把孩子转到镇上学校读书。

何夏寿想到了本埠乡贤金近先生——曾创作《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等著名童话的儿童作家。“1996年我们学校决定用童话开展教育，一是儿童喜欢童话，二是童话可用于教育，三是有资源能利用。”

此后，这所偏僻的乡村小学组织了小学生的文学社——小鲤鱼文学社。何夏寿从全校200多学生中挑选了50名写作基础比较好的孩子，亲自带孩子们学习童话，进行童话创作。

实验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两年以后，文学社的孩子们在全国报社发表500多篇童话故事。1999年浙江省教研室把金近小学确立为浙江省作文教学学校。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像种下的藤蔓，不断向上延伸：

编写童话教育教材，创设童话教育课程体系；改造学校硬件设施，设计10处校园童话景观；举办一年一度的童话节，现在全国已有45所学校加盟；2002年，浙江省教育厅把金近小学破格列为示范小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金近小学，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

在何夏寿看来，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村民的孩子，普遍家庭条件不好，有的还相当贫困，因此很自卑，但在童话营造的真善美的世界中，这些孩子享受到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尊重、温暖和快乐”。

对于金近小学的尝试，全国新学校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原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局长陆世德颇多认同。

“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一定要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在过程上一定是人性化的，一定指向一个人，让一个人实实在在地成长，这才是真实的教育。” 陆世德说。

“留农”or“离农”？

中国的农村教育，一直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摆弄下艰难图存。

十余年前决策部门力推的“撤点并校”政策，让众多农村学校消失。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到2009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校数由59.78万所（含教学点）减少到了30.5万所（含教学点），减少了48.96%。

而近年来，随着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诸多弊端纷纷呈现，中央政府叫停了该项政策，并提出复建部分农村小规模学校。躲过此劫的农村学校的校长们发现，随之而来的“城镇化”大潮可能成为他们第二道生死门槛。有学者坦言，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学校的定位将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农村教育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相应地，农村教育应该是促进“离农”还是“留农”则成为当下各方争执的焦点。

所谓“留农论”，是指农村教育应该服务于农村，培养更多扎根于农村的人才，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而“离农论”则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农村教育应该加速这个过程，农村教育应为培养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而服务。

金近小学校长何夏寿是“留农论”一方的坚定支持者。

“农村教育最主要的是培养孩子对农民、农村的感情，从而激发他们从小立志建设农村的热情，而不是从本质上就嫌弃农村，通过刻苦努力考上大学远走高飞。”何夏寿说。

为此，金近小学专门开设了小村长农事讲坛，让孩子们每周一次讲述关于24节气中有关农作物种植常识。何夏寿还亲自带着学生们走村串巷，用图片文字来描绘家乡的今天，规划家乡的明天。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最主要是建立孩子养成“建设性、肯定性的价值观”。

陆世德也认可何夏寿的做法，“和城镇学校、城市学校走同一条路，让孩子应试，追求分数，追求成绩，在农村学校师资、生源、资源都远不如城市学校的情况下，这条路怎么可能走得通？”陆世德说。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此前，他曾参与过教育部推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时设计过一项政策方案，即农村学生在初中时增加林业、牧业等相关课程，初中毕业时可拿到两个证书——初中毕业证书和农业绿色证书，以利于农村学生服务于农村建设，并提升就业率，但做了一段时间就流产了。

要不要为农村学校单独设计课程？农村孩子是不是只有学习乡土教材的权利，而没有参加应试教育考上大学的权利？学习乡土知识很快乐，但走出大山却发现找不到工作，这是不是更大的不公平？上述问题都成为包括康健在内的改革方案设计者的纠结所在。

“我们政策设计，必须要给每个孩子追求教育理想的权利。”康健说。

作为农村学校校长的何夏寿，则没有那么悲观。他用自己学校的学生数为例，从他接手时的221名学生增加到现在的852名学生。

在他看来，学生数量的飙升说明：并不是所有农民都一定千方百计到城里生活，如果把农村建设得像城镇一样，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在家乡生活。

“既然政府能够建构城镇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帮助政府重新树立理念呢？”何夏寿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