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对我来说，算是人生的一站;我对周至来说，并不是过客。
我是蒲城县生人，在周至生活、学习、工作了十四年，其中转学周中、哑柏中学、一中补习高考了三年，后来又在物化探队工作了七年。这三年学习和七年工作，无论喜忧成败都为我的人生打下了有益的基础。2001年调到西安后，周至的朋友开玩笑说，你可不要一走了之忘了弟兄们。那怎么可能呢，再说了，我娶了骆峪乡的女子为妻，成了周至的女婿，想不回来也是不可能的了。
我供职的地质队，位于县农商街中段。早年，地质队在周至人眼里简直就是个传奇，有实力，有钱花，人洋气。当县委县政府才有几辆吉普车的时候，地质队的大车小车能从门口排到沙河桥，常要向地质队借车用;县上但搞大型活动都会拉地质队的赞助，由地质队主办或协办的诸如运动会、舞蹈比赛、球赛、文艺汇演等活动，几乎每年都会有那么一次;还周周放电影，一周有时放两回，周围群众把地质队的门卫都羡慕死了，递烟陪笑脸地巴结，就为免那两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地质队人的工资也高，普通工人也能在当地找到不错的女人作老婆，让当地年轻人很是妒嫉。那年月能吃上鸡肉是件不容易的事，地质队人却时不时能吃。环卫工人在别的地方拉垃圾都比较吃力，但在地质队拉经常会意外地轻，一看垃圾箱，原来竟是大半箱的鸡毛。由于在地质队能卖上价，地质队门前久之就形成了自由早市，城管一而再地清就是清不走。地质队人不但吃得好，穿得也时髦，加之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且有不少人会说普通话，叫周至人觉得很是洋气。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就不行了，车少了，赞助拿不出了，活动也不搞了，电影也演得少了。加之周至发展的脚步没有停，县城越来越漂亮，人越来越有钱，相比之下，地质队就更显得败落了。到本世纪初，门前的自由市场就萎缩得剩下了一点点，城管一管，不几天就没影了。多少年的难题得到解决，负责地质队这一块的城管人员就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1987年至1990年我在周至补读高三期间，有许多老师行为世范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也有许多当地同学纯真朴实的性情感染了我。比如在周至中学教数学后来当了副县长的任稳安老师，思路清晰，讲课声音特别大，讲得久了嘴角还时常起白沫，为开拓学生思路讲的一个关于“思维定势”的故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跟我坐同桌的徐荣斌同学文气和善用功，家就在学校附近，我与家在望城村的李仲毅常去他家，有时晚上就挤睡在他家的老房里不回县城了。后来仲毅考上了东北一个专科院校，荣斌考上了县师范学校。我因为性格本就内向，加之数次落榜，自信自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到后来甚至常常感冒头晕，主要是羞于抛头露面吧，也就龟缩了自己的性情进而腿脚，几乎不与人来往了，以至于后来荣斌结婚我都没有去成，成了我周至中学这段历史的一个后悔。当然还有许多同学如刘铁华、侯小战、王长根、雷广明等，其形其性其言皆历历如在昨日。比如在周至一中教历史的党新中老师，个头高大，爱打篮球，会拉二胡，且写得一手好字，硬笔和毛笔书法皆属上承，尤其漂亮的粉笔板书让学生们叹为观止。党老师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大约是2003年吧，从师娘电话中得到老师去世的消息时，我在电话这头就哽咽不语了，于当年清明即从西安专程去献了花圈，坐在坟前半天起不来。党老师的班是一个活跃的班，众人似乎没有了补习生应有的压力，嘻嘻呵呵成了我们班课余的总体氛围。我们班有王珍、畅培宁、谭承华、何军宏、毋民政、李清、金雅旭、李晓萍、张选举、张丽葩、杨利军、何学民、李景安等许多同学，后来甚至还成了几对因缘。就像大千世界事物有无数的表现形式一样，也就像高考之后有考上北大清华有考上警校师专也有落榜回家的一样，我等同学的命运自然各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的温馨，永远的有缘成为同学并同桌同睡同吃同笑的温馨。
我11岁只身从老家来周至探望父亲的时候，最繁华的还是老街，中心街还没有成型，根本没有农商街。我沿着八云塔向南的炭渣路走，因为是暑假，道路两旁全是比人高的玉米，而地质队南院与其说被玉米和树林子包围着，不如说它本就建在庄稼地里，因为它的东南西三面全是茂密的庄稼和小树林子，北面虽有炭渣路通着地质队的家属院，但路的两侧也全是庄稼地。也就是说，现在的农商街在那时，也就地质队一个单位，连一户人家都没有。而县城主体部分与东边的沙河，也还有一节路要走。待1987年我家落户到周至县城时，地质队东西墙外均已一溜带串地有了许多院落，那时绝大部分还是民居，农商街就这样成型了。而县城东边也已建设到了教育局和七中的位置，距沙河更近了些。我骑自行车去周至中学上学，一般出了门向东，再从城隍庙向北拐到中心街，从我妹妹就读的七中门前经过，骑到沙河上已经有些气喘，却又不得不捂鼻而过，因为沙河已经被造纸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了。河水不大却总是脏臭着，常有浮沫漂在水面，偶尔也见猪狗猫的尸体倒在水边。岸东沿路居然有几户人家居住，我以为他们的日子难过，待一日停在修理部修自行车的时候，我捂住了鼻子，人家却又说又笑不当回事，大约他们是习以为常了。
地质队东侧向南有一条小路，当然是土路，走完了农户的庄基就全是庄稼地。庄稼还没有挡住眼时，向东南可见造纸厂里一个挨一个的大草垛，向南可见秦岭清晰的沟壑，甚至能看见仙游寺的塔，塔后来移走后就再也看不见了。小路在一块坟地处向西拐去，又约百米处路分为三，一条继续向西就通到了去马召镇的路上;一条向南通往庄稼地深处，好像可以看见盐业公司的后墙和远处变电所网一样的电力设施;一条向北穿过庄稼地、村庄就返回到农商街来。若就此再往北，就通到了八云塔。与地质队东南角平齐处的小路边，有两棵高大的杨树，树下是一口机井。这口井灌溉着周围的小麦、玉米和苹果树。后来周至兴起了猕猴桃，有几户也就改植了猕猴桃，也有种草莓和香瓜的。再有陌生人来，坐在地头简易房下看守果园的老人，会一直盯着你离开他家果园老远。但到我离开周至的时候，这条小路从农商街到地质队东南角的一段已经变成水泥路了，因为路两侧后来都盖了居民小院。在我黑色的补习日子里，我常常于周末拿了书本在井边或更南一点的坟地旁的林子边早读。因为地质队职工也去这条路上晨跑晚步，我怕见到熟人，也就去得次数少些，即使去了，也多会走得偏远一点，若在机井边，必坐井台东侧背对了路。读困了我常会掬一把清凉的井水洗脸，或拾了硬土块拼命扔向地中间一棵更高大的杨树，却从来都没有砸住过，倒是有一回砸着了一位拉屎的农民，农民大喊：干啥哩!谁呀?!连喊几声，一声比一声高。我不敢吭声，却见地质队南墙下的玉米一阵乱动，且立即向西而去。后来地质队保安和县公安局的人就到了，才知那农民的喊声，惊吓了从墙根掏洞偷了地质队铁器的一伙小毛贼，贼以为被人发现，落荒而逃，要不大祸怕就殃成了，因为偷到的沉重铁罐不是铁罐而是铅罐，里面装的是放射源。有时心情忒郁闷了，我也会在偏僻处大声唱歌或呼号，唱的主要是“夜沉沉，雾蒙蒙，受苦人盼呀盼盼天亮”，喊叫的主要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时突然地一嗓子出去，就见水池边的青蛙纷纷跳入池中，坟地边的小林子也常会呼啦飞起一群斑鸠。有一次斑鸠惊飞后，林子里钻出一个手里提枪肩上背着几只鸟的高大青年，还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我隐约觉得这人是地质队人，我的脸立即便红了。事隔数年我在地质队参加工作后，才知这个高个男人叫王光时，我跟着他骑车一起去周围的村庄甚至黑河入口处打斑鸠，在另一位叫陈小龙的大学生的房间炖煮，吃得颇有些滋味。就是后来娶了妻生了子也没有一回投中过地中间那棵大树，但我却在这条路上得过长跑冠军。地质队多次在这条路上举办长跑比赛，起点和终点当然都是单位操场，出单位门向东跑上南侧的路，绕一大圈，最后从西边村子里的路再跑上农商街返回。我不是第一个出的门，但我却是第一个进的门。我们一家小三口也常在这条路上活动，除了散步跑步教儿背诗，还在周围地里挖野菜，看农民浇地除草收割翻地。在我儿上小星星幼儿园期间，地中间那棵大树的树梢就挂住了我儿一个孙悟空图案的风筝，用土块投掷，终于砸着了树，但风筝怎么也弄不下来。
地质队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与地方上基本不打交道。也由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地质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除相关专业大学生外，也就不再进地方上的工人，地质队的子弟一般也进不到其他行业去。大约是1996年罢，我在地质队办公室工作时，倒是参加过一回县上关于农商街发展改造的协调会，时任县委书记高献沉稳持重、县长郭学民泼辣干练、副县长张武平周密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我后来在单位干了宣传工作，便时不时去《周至报》投稿，一来二往就熟悉了一个叫纪卓瑶的编辑。老纪是典型的农民文化人，外形一看就是个农民形象，先在政府东边的文化馆住着一间，后来住到了政府南边的楼房里，仍旧是没有像样的家具摆设，也还是不修边幅，但却已经在《周至文艺》编辑部工作了。其时我便拿出散文《觅食》给他看，不久就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可后来寄去的文章全石沉了大海，大约是这些文章缺少了真情实感，虽有文有笔却没有灵魂罢。从同学、老师的传颂及报纸上，倒是有几位文化界人士让我很是关注和佩服，一位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任副馆长家在马召的周明，可惜只闻其名始终未见其人;一位是周至的大作家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张长怀，参加过他主持的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会议，算是近距离接触过，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一位是学者景庆勋老先生，大约是1988年吧，我在哑柏中学补习时，从学校会议室经过，看见包括麻伯平校长在内的老师们都恭敬地坐在那里听一位留着胡须的老者讲孔子，但当时只看到个轮廓，数年后在电脑打字培训学校与其孙女同学，才记牢了他的名字。我在哑柏中学虽未跳过龙门，但班主任安正国老师虽老却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深深感染了我，至今获益。地质队与地方接触少，但地质队人却避免不了与粮站、医院的接触。我母亲就结识了粮站的阎凤梅和医院的张菊花两位阿姨，你来我往不时有些走动。我与景老师孙女同学的那个电脑打字培训学校，就是阎凤梅的长子于1995年前后第一家在周至开办的。张菊花家早先在医院斜对门，进门先是派出所，从窄院子进到里面才是她的家。我四五岁随母亲去周至，就是在她家第一次认识并品尝了玉米锅贴，还蹲在绑于梯子腿上脖子被挂上鞋的小偷面前，一板一眼地教育人家要学好人不要做坏人，竟把众人逗笑了。
1994年退伍在地质队参加工作后，我的主要任务是找对象，其时已经是大龄青年，拥有的只是又矮又瘦的资本，三年兵役虽恢复了我的自信，却也强化了我的自尊，以至于在找对象问题上抹不下脸来，便随其自然的去了。单位财务科长妻子介绍了她们供销社一个女孩，人虽胖却聪明伶俐，但人家嫌我瘦得就跟个病人一样，见了一面便果断地让媒人给了话。烧锅炉张师傅的妻子把他儿子在汽车站工作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了我，这女孩个头与我一般高，长得也漂亮，我就主动约谈了两回。一回去了她们单位找，一回去了她家，还坐到了人家的热炕上。但我手里装腔作势拿的一本《孽海花》根本没有发挥出道具的作用，尽量装出来的热情也不大自然，无话找话地说了一些总之是没有水平的话后，便难堪地走出了她家的大铁门，我甚至能想像到她在门后忍俊不禁的样子，发誓绝不再去丢那个人。她之前没有主动约过我，果然之后也没有主动约我，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有了这两次经验，我反而学会了怎样才能不伤人。于是，当门卫老洪介绍给我八一村一位中专生的时候，我虽然没有看上人家的个头，但还是热情地领着她散步聊天，大热天在文化馆的藤下坐了一个多小时，又转到中心街一家扯面馆，要了一盘炒鸡蛋，还拿啤酒把人家的脸喝红了。说实话，这女孩文静有教养又实诚，是我喜欢的类型，要不是个头低我们怕就成了。当日与女孩分手时我已经决定不再来往，但我怕伤了女孩的面子反说：回头再联系，以后咱们成与不成，都愿与你成为朋友。后来不见我的音讯，女孩便主动约我，我找理由推辞不去，一推二辞，也就以这种“稀里糊涂”的方式不了了之了。后来我没有看中的几位，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了结的。我以为这是一个高明的方式，但在一位女孩跟前却失了效。这位是县公安局一位亲戚介绍的，也与我们王工程师在县政府工作的妻子熟悉，家在秦岭深处的厚畛子，在镇政府工作，正在想法往县上调，身材匀称，个头比我还高。我俩交谈得非常投机，但我没有看上她的长相。可不久她竟奇迹般地站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时我才明白，我的热情给人家造成了错觉。她的冒昧来访使我失了脸面，我担心同事笑话我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位长相的人呢，脸红的同时也就拉下了脸，不冷不热地对付了几句就把她打发走了。如今总结那段恋爱史才发现，我凡第一眼看上的，因为过分注意言谈举止反而发挥失常;凡第一眼看不上的，因为不在意对方的态度反而发挥很好。可我怎么能以长相为由拒绝人呢，就以未了的同学旧情做了托词。这个托词后来也用过几回，不想有一次对方却给我用了，这个人便是同住一幢楼的一个白皙女孩。有一天，她的母亲来我家诉说其女的个人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她女儿谈过对象但现在已经吹了，她女儿正沉浸在与其斩断关系的矛盾与痛苦中，由于她老俩口都看中了我，在得到女儿默许后，是专门来说这门亲的，暗示我能主动去追她女儿。我当时就对这位母亲和那位本就熟悉的父亲很是敬佩，对“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这女孩我也当然认识，文静而白净是最大印象，但个子却低了点，还是近视。可咱本就是个三等残废还乞求人家什么呢，说不定在交往中还会发现她更多闪亮之处呢，综合分析说不定也是可以作为人选的，也就答应了。因为她已经在西安上班，在她家见了一次面后，便改为书信交往了。她是否回信我已记不清了，应该是回了吧。因为我那时的恋爱原则是，即使我主动出击，我一击之后，你至少得回击过来，下一轮你最好主动出击，你若不回击或主动出击，我就认为你不乐意我，我是断不会连击的。因为我知道，大天之下女孩子多的是，但自尊却只能是自己的独有，还不说存在一个自知之明的问题。我那时认为，无赖与流氓就差了一步，不放弃追求与纠缠之间，纠缠与无赖之间，谁又能区分得清呢。后来见我凉凉的，其母还明示我母让我加紧力度，我当然不可能主动再写第二封了。后来母亲去了解，人家答复的意思就是旧缘未了。也就是这一封信，后来竟弄出了天大的巧合——这封信落到了我的妻子手上。
原来，我写给白皙女孩的信，她拿给旧恋人看了，她的旧恋人因此是否更加地珍惜了她我不得而知，但事隔几年当他知道信的主人正在和他叔父的女儿谈情说爱后，就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他的这位妹妹，他的妹妹当然好奇，就要了复印件来。最后，我写出去的这封信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又回到了我的怀抱。当我得知我写给她的信她拿给旧情人看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聊以慰藉的是它也算发挥了炮灰的作用，只可惜二人终究没有走到一起。好在我的信写得一点都不肉麻，要不早就成为把柄被妻子抓在手里讽刺挖苦了。更巧合的是，与我曾有过一面之缘就再也没有约见的一个瘦女孩，最后竟成了我妻子这位伯叔哥哥的妻子，真是世事难料，人生如戏。记得与这位瘦女孩见面时，我穿得非常特别，居然是一条米黄色、半透明的喇叭裤，稍注点意看的话，军用绿色大内裤都能隐约看见。我并不是刻意要这么穿，而是通知去见面时，我正好穿着它，当时还想要不要换掉的，终究没有换就去了，现在想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两年多没有完成找对象的任务，父母更催得紧了，我也就降低了门槛，便把能看上我的所有女孩进行综合分析和筛选，就选中了厚畛子的女孩。在周至，马鞭桥是举足轻重的矿产资源地。但在地质队，其时已经着手沙粱子金矿的勘查开发，而去厚畛子必经沙粱子，当我随领导去沙粱子检查工作的时候，本想抽空去厚畛子找一下她的，却碍于公事稍办私事这个嫌疑，又不幸崴了脚，也就作罢了。后来通过一封信试探，心想要是人家愿意，这终身大事也就能完成了。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女孩拒绝了，当然拒绝得很是委婉，中心意思是：她已经与别人定下了，再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人生的路既远长又有坎坷，谁又能每一步都看得很准呢，谁又能保证从身边溜过的机会都能抓住呢，要真能做到不犯猴子掰包谷那样的错误，这人必定是了不起的神人了。此后便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算不上金玉良缘，但也算是自由恋爱、两意相投。不管从文化、长相还是家庭条件，我一个当时的副科级干部，没有选择同学、同事，却选择了家在农村的她，实在是一种缘分。人常说：王八对绿豆对上眼了。这就是形象的感性认识罢。人生中的许多事，是需要理性解决的，不理智，往往会决策失误。可毕竟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是非的判断往往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由于人是感情动物，人的理性和感性不可能截然分开，实际生活中对许多事的解决，不是基于感性基础上的理性解决，就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感性解决，如此而已。我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理性的无神论者，虽然与朋友去过位于县三门什字附近的教堂，数次地上过楼观台，也多次进过其他地方的寺庙，但都是看风景和文化，从不烧香磕头。但有一时期我确实神秘起了在县党校挂牌的妙音莲花功和在八云塔北广场宣传的法轮功。我看中的是其宣称能治病的功能。我立即动员母亲去试看有三十多年病史的脸面神经痹麻症。交了30元钱后，传授妙音莲花功的女士当场把我母亲的身上这儿拍拍那儿打打，然后双手罩在头脸位置发功，问我母亲有没有感觉，我母亲眼睛眨巴眨巴说：好像有些感觉。治疗一两次后，就不用再去了，在家也行，在路上也行，吃着饭也行，睡着觉也行，只要不是太远，她一发功，所有经过她手治疗的人就都会笼罩在她营造的“场”中受到感应。但我母亲的病至今都没有好。当我在八云塔北广场耐心地看了一段用电视机播放的法轮功录相后，我立即就被它近似于科学的神秘震撼了。但它看似科学的理论太过深奥，叫人实在有些不可测度。咱就是个普通人，更没有科学家的头脑，就像那农民造飞机，玩玩可以，真要较上劲，还不是瞎扯蛋，我那里会有闲功夫用一个神秘东西来替换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终究没有信它。我虽不迷信，但经过许多事后，我相信了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中国这么大，我为什么在那个时间里偏偏会来到周至，偏偏会与变压器厂住了隔壁，偏偏会与李仲毅、安毅轩、王珍同学，偏偏从司竹乡与何文钦、马小鹏、孙文选坐一列火车去当兵，偏偏在县林业局的楼上考上了成人高校，偏偏娶了骆峪乡的女子，偏偏在金月酒楼吃了许多筵席……这不是缘份是什么?
人到中年事就多，上又有着老，下又有着小，逢年过节回周至走亲戚也很少有闲时间逗留，但周至的变化我已经感受到了。周至的经济实力究竟如何我当然不了解，但从周至县城的不断变化中我能看出一二。我离开周至时，农商街还没有现在的规模，县南要建工业路也只是在规划中，现在已经成型了，不过叫作了秦岭路。向东已建设到了沙河边，将郊区河变成了城边河，也许不久的将来还会变成城中河。位于老街北面张菊花阿姨家和王珍同学家的附近本是沼泽地，常种些莲藕在里面，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萤火虫，就是傍晚时分在那里见到的，但这里已没有了沼泽的踪迹，再向北竟然出来了一条环城北路。城西的一中原来在边缘，现在向西向南扩展了好大一片。不但县城比原来大多了，设施也好多了，看上去也美观多了。过去从西安去骆峪乡的神岭山村，得先后经过水泥路、柏油路、沙石路，最后踩着土路进村，现在除路的宽窄不同外，已经全变成了水泥和柏油路，而且许多村子不但吃上了自来水，还硬化了村子的道路，甚至像城里一样装上了路灯。农民的日子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与妻子1996年结婚时，她家还住在生产队留下来的破旧的土坯房里，1998年在后院加盖了两间平房，2011年又拆了旧房翻盖为三间两层子的楼房，妻弟另立门户也盖了同样的楼房。村子绝大部分人家已经告别了土坯房，住上了砖瓦房。村子甚至还有了健身器材场地。而国家对农业税费等的免除，对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让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中得到了提升。家在骆峪乡、在外开矿发了家、为周至做了不少实事、闻名当地的丁占杰，还在老家院子盖起了小别墅，成为周至人的骄傲。
近日听说周至在南面沿沙河建成了湿地公园，在北面正在建设乐天公园，同事周末从那里逛回来后赞不绝口，令我万分感慨。我这个“周至人”还没有逛，他们倒先逛了，还吃了周至的羊肉泡。在周至时，总觉得羊肉泡馍贵，舍不得吃，到西安后发现西安的更贵，相比之下周至的倒算便宜了，而且味道也不比西安的差，于是再回去就舍得吃了。我祖籍华阴，生于蒲城，工作于周至，如果说华阴是我的第一故乡的话，那么周至就是我的第三故乡了。周至的进退兴衰美丑，已经成为牵动我血脉的因素。我离开周至前，以周至为背景写了一部反映高考补习生奋斗、挣扎与坚强的长篇小说《补习生》，算是对自己在周至这段历史特别是求学历史的一个总结。今天写这篇文章，概是因为周至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激动了起来。
离开了周至不等于就是周至的过客。再说我还是周至的女婿，一个女婿还半个儿哩，我怎能不牵挂周至，为周至加油，为周至喝彩。
我不是周至的过客，周至永远是我的挂牵。
2014年5月8-9日于实验研究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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